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 李佳怡
壹、前言
發生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在近代史的第一次戰爭，也是對中國、日本、朝鮮及台灣都具有深遠影響的一場戰役，日本稱此次戰爭為「日清戰爭」，並冠之以「聖戰」之名，而戰敗的中國則稱此次戰爭為「不義之戰」。
在這場戰爭之後，不僅清廷的腐敗無能完全暴露，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招致了其後國際列強的加深侵略；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也使得台灣割讓給日本，造成了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五十年之久之統治；日本則因此搭上列強末班車，成為亞洲唯一晉身國際列強的一個國家，並從台灣掠奪了諸多資源和利益。
而這場戰爭發生的前因雖然是源於朝鮮殖民地的問題，但結果卻是由台灣支付最慘痛的代價。以下將要探討甲午戰爭的來龍去脈以及馬關條約簽訂的過程及戰爭的影響。
貳、福澤諭吉對朝鮮的謀略
甲午戰爭的導火線是朝鮮問題，而日本對於朝鮮的謀略早在甲午戰爭前數十年就已展開，其中的領導人物是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他的思想簡言之就是「文明開化」，文明開化指的是除了引進西方的技術之外，還要吸收西方的民主精神。但西方的民主是來自列強的殖民地爭奪戰和殖民地經營的結果，所以若探求「文明開化」的真正精神，可以發現，一方面是包含著輸入外國資源和輸出本國商品以增加國家財富的「殖產興業」論；另一方面則是在「富國」的過程中若出現原料資源地或商品販賣的爭端時，就訴諸於戰艦大砲的「強兵」手段，故也稱之「富國強兵論」。
在明治維新之前，福澤諭吉曾三次遊歷西洋，三次出訪都是搭乘軍艦，而使他體會到了西方的「船堅砲利」，並認識到西方「文明開化」的真正精髓所在。在福澤諭吉眼中，所謂的「文明開化」是與「野蠻未開」的概念成對比，而且對照到當時的中國和日本，福澤諭吉認為「支那人在思想上貧困，而日本人則思想豐富者也」
[1] ，也就是論斷日本比較接近文明的階段。
福澤諭吉並將這種概念應用到對朝鮮的「開國」。因為法國、英國、俄國、德國、美國等西洋列強曾嘗試強迫朝鮮「開國」未成功，直到日本於一八七五年乘江華島事件
[2] 時以軍艦逼逼近朝鮮首府京城，迫使朝鮮開放「和親」貿易之路。福澤諭吉認為，英國由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在中國戰最優越的地位；而美國以柏里率領艦隊強迫日本開國，也在日本佔首座，所以依此類推，日本和朝鮮的關係中，日本也應佔首座。除此之外，福澤諭吉還認為要從首座一躍為「首魁盟主」，並強制朝鮮「文明開化」。
福澤諭吉的野心不只僅在朝鮮身上，還對中國也虎視眈眈。他預料中國遲早也會像波蘭一樣被分割，而日本應加入列強陣營，割取中國的福建省之一半和台灣。這種來自西洋式的弱肉強食的史觀，構成了他著名的「脫亞論」，也就是認為日本應脫離亞洲國家的隊伍，而和西方列強同進退，必須依西洋人接待朝鮮支那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3] 。
福澤諭吉傳播思想的方式主要靠「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的前身）和『時事新報』。慶應義塾設立的目的是要教育學生，並誘導朝鮮青年入義塾洗腦。時事新報則在一八八二年創刊，用以鼓吹文明開化思想，福澤諭吉並不斷在該報發表時論，主張日本應採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的政策。一直到一八九八年福澤諭吉罹患腦溢血死亡的十六年間，他都利用此報紙來宣傳其文明開化之理念，也為甲午戰爭的開打埋下了伏筆。
在戰爭發生後，福澤諭吉也進行宣傳和洗腦之工作，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發生「旅順大屠殺」，婦女、幼童被日本軍害死約六萬人，國際媒體『世界日報』、『時代雜誌』都有報導，但『時事新報』載明：「旅順殺戮乃無稽之談。」一八九五年十月又發生日軍殺害閔妃事件，日本駐韓公使三浦梧棲中將，策謀日本訓練隊和守備隊四百多名，侵入京城景福宮、慘殺閔妃，經美國報紙披漏。福澤指派慶應義塾教師林?藏撰寫「朝鮮王妃傳」，再指派該校教師工藤精一翻譯為英文，投書至美國各報，表示閔妃為陰險、忌妒、殘忍之人，中傷其為一妖婦，以掩蓋日方的惡行。
以上總總都顯示了福澤諭吉思想和宣傳戰之成功，但成功的背後是福澤諭吉的日本優越心態和殘忍的個性所操縱的。
參、金玉均的倚日思想
福澤諭吉除了利用教育和媒體來除播思想外，也在朝鮮培養從事謀略的官員。
最初，他透過僧侶和朝鮮「開化派」青年金玉均搭上線，金玉均當時是朝鮮官僚中的菁英，並與朝鮮國王相當親近。一八八二年，金玉均到東京和福澤諭吉會面，金玉均希望能得到日本的幫助，以推動朝鮮的改革，福澤諭吉則企圖讓朝鮮斷絕與中國的宗主關係，故兩者一拍即合。
金玉均將回國前，朝鮮遇上京城之變（也就是壬午之變
[4] ），朝鮮士兵殺死日本的軍事教官，襲擊日本大使館，金玉均據報後立刻搭乘軍艦回朝鮮。之後朝鮮政府派修信使（實為謝罪使）赴日，金玉均為特使顧問，也在該年再度赴日，他不僅向日本借款，並派遣數十名朝鮮青年到日本留學，並拜託福澤諭吉照顧監督，這些留學生後來就成了福澤諭吉對朝鮮謀略的各種角色。
在京城之變後，金玉均的「獨立黨」勢力薄弱，唯一的依靠是日本，故金玉均一心一意想依靠日本推動朝鮮的改革運動。在一八八三年，金玉均攜帶朝鮮國王的委任狀赴日，希望借款三百萬日圓，但日本政府態度突然改變，最後借款案告吹，使得金玉均氣餒地回國。
而在朝鮮，守舊派的閔妃一族又重新掌權，故福澤派去的謀略青年都無法順利活動，只有井上角五郎繼續居留京城，最後成功進入朝鮮的「外衙門」（即外交部），並發行政府官報『漢城旬報』，作為對朝鮮的宣傳工具。
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爆發，日本即宣傳這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戰爭─中國乃「東洋的波蘭」，正處於瓜分狀態，日本應乘機在朝鮮擴大勢力。另一方面，由於福澤諭吉等人的勸告，日本當局又轉而支持金玉均等人的「獨立黨」，並發行「支那帝國分割圖」和「北京夢枕」
[5] 漫畫，從日本散佈至朝鮮，令朝鮮上下人心動搖。
不久之後，金玉均的獨立黨依靠日本援助，決定實行政變以奪取政權。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他們趁郵局落成祝賀宴會之際展開行動，殺害閔妃派大臣六人，此事件史稱「甲申事變」。然而此事件終究失敗，獨立黨人士逃出京城，金玉均、朴泳孝等亡命日本，並改名換姓，寄居在福澤諭吉家。
為了處理此事件，日本和韓國在一八八五訂立「漢城條約」，朝鮮付十三萬?賠償金和謝罪。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則於天津簽訂中日「天津條約」，中日兩國均自朝鮮撤兵，並規定：「將來朝鮮如有事，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中日天津條約成立後，朴泳孝等獨立黨人士領悟到日本的背信忘義，即離開日本而遠度美國，只有金玉均一人仍留在日本，一直冀望日本的援助。但是日本政府卻想壓迫金玉均，把他放逐到北海道和小笠原島，金玉均才終於了解日本的不仁不義，而想投靠李鴻章之子李經芳。在一八九四年三月金玉均密渡上海之際，卻遭閔妃派所遣的刺客暗殺，屍體送回朝鮮被分屍示眾，以悲慘結局作終。
從一八八四年甲申事變後的十年間，福澤諭吉就不斷利用金玉均亡命日本一事，在『時事新報』撰寫文宣，表示日本應同情朝鮮的「獨立黨」，並援助朝鮮獨立，制裁清國的舉動。當金玉鈞被暗殺和屍體被凌遲的消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國民的感情立刻被煽動到了極點。所以在金玉均死後三個月，日本當局就斷然對清國開戰了。
肆、朝鮮觀點─日方發動的戰爭
甲午戰爭在朝鮮人看來，是日本人主導發動的戰爭。根據『朝鮮史』的記述，甲午戰爭和經濟爭奪有關。
在一八八○年代，日本取得了朝鮮沿海的漁業權，又利用貿易和產業，將經濟侵略擴大到朝鮮各地。而日本人雖然可以在本國銀行的協助下輕易打敗朝鮮的競爭對手，但卻必須和在袁世凱保護下的中國商人競爭。中國商人比起日本人更會做生意，所以在商業上較為成功。從一八八○到九○年代，中國在朝鮮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例，逐漸趕上日本。
這個狀態得日本大為不滿，因為日本正面臨迅速工業化的階段，並積極從事軍事膨脹主義的野心計畫，所以渴望從海外市場賺取外幣以作為工業化的基金，故必須採取各種手段。正當那時，興起東學黨的叛亂，日本就抓住此決好的下手機會。
東學黨的叛亂，起因於稅制和土地分配的不平等。大院君為了減輕農民的痛苦，抑制地方官吏和地主的強奪，並擴大稅收。但是所得的利益卻被他野心的營建計畫和貨幣貶值所抵消，使得一般老百姓還是要靠高利貸過活。而日本對朝鮮「開國」後，這種情況又更加惡化。經濟惡化導致的結果，是產生組織良好的武裝盜賊集團，以及各地方擁而起的造反。
大院君的孤立主義和壓迫天主教政策等保守主義的革命觀，刺激了提倡排外和改革的東學黨。在一八九○年代經濟危機加深中，許多民眾認為此一新興宗教是唯一可以解救身心的一個途徑，因此一八九二年東學黨的叛亂展開，很快地就擴大到各個地方。
東學黨叛亂成功後，朝鮮政府向中國討救兵。中國依照天津條約的規定，將出兵之事告知日本，並於一八九四年六月派遣小艦隊到牙山灣。日本得知此消息後，也以保護公使館為藉口出動軍艦，登陸仁川。中國受此挑釁，也大量派兵至朝鮮，從此兩國都派遣大量軍隊。朝鮮政府認為亂事已平定，兩國的派兵已失去正當理由，因此表示抗議。於是，中國提議互相撤兵。
然而，日本認為正是將中國勢力從朝鮮驅逐的好機會，自信如果訴諸戰爭也一定勝過中國，因此拒絕撤兵，並以「改革朝鮮內政」為由繼續送軍隊至朝鮮去。袁世凱察覺事態緊迫，變裝逃出京城。
日本始終不願對朝鮮撤兵，朝鮮政府仍絕望地抗議，並拒絕日本所要求的毀棄和中國的貿易，因此日本就公然地展開對朝鮮的支配和對中國的戰爭。七月二十三日深夜，日軍佔領京城的皇宮，將朝鮮國王置於其支配下。國王不得以任命大院君為國政總裁，閔妃和其同黨均被驅逐，親中勢力就此告終。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艦隊在黃海附近的牙山灣，偷襲中國艦隊，並將之擊沉或驅逐。從京城南下的日軍，亦擊敗中國的軍隊，並佔領牙山和公州。到了八月一日，日本天皇才向中國宣戰，中日戰爭遂在日軍一連串迅速的勝利之下展開序幕。
伍、中國觀點─設下圈套的戰爭
從朝鮮人的立場來看，第一次中日戰爭是由日本主導而發動的戰爭；而從中國方面的文獻和客觀史實來看，這是一場日本設下圈套的戰爭。除了福澤諭吉早已展開的思想宣傳，尚有其他史實可以證明日本佈下哪些圈套。
一八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東學黨的農民佔領全州，朝鮮政府以國王的密令，向中國駐韓代表袁世凱提出出兵援助的請求。六月一日，日本公使館書記拜訪袁世凱，催促中國出兵。六月三日，日本代理公使再拜訪袁世凱，暗示性地催促中國出兵。根據袁世凱發給李鴻章的電報，有提到一小段話：
「日本公署使臣山村來晤談，他的意思也是盼望中迅速代為戡亂，並詢問中國允許了沒有。……山村與凱是老朋友，察其語意，只重視商民的保護，好似沒有其他意思。」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中國是中了日本假裝「重在商民」而「無他意」的圈套，而日本就抓住此千載難逢的機會，導向中日戰爭之路。
中國方面依據袁世凱的報告，李鴻章在六月四日才發出派兵朝鮮的指令，然而日本早在六月二日的內閣會議，就已決定派兵朝鮮，並在六月五日在參謀本部設置大本營，而中日兩國互相照會出兵則是六月七日。中國因為過於粗心只專注於東學黨的鎮壓，而忽略了日本設置大本營的大規模行動。相反地，日本則利用一切情報機關來探察中國的一舉一動，例如開戰前駐日公使和李鴻章之間的電報，以及戰後馬關講和會議時，中國代表李鴻章和北京政府之間的電報，日本都可以解讀密碼而對內容瞭若指掌。
除此之外，有更多的情報工作早在先前就已展開。荒尾精
[6] 是一個例子，他是日本參謀本部派至中國的第一號諜報員，一八八九年他提出「復命書」，力呈對中國要表面和好、內部浸透。一八九○年設立「日情貿易研究所」，畢業學生為戰爭時通譯。這種情報工作的目的不僅在於提供其所蒐集的情資給參謀本部，並且是為了顛覆清廷，確保日本在中國的支配權。而參謀本部以大陸作戰為目的編成軍團，以打敗北洋艦隊為目標來建設海軍，事實證明在甲午戰爭中果然成功。
此外，日本的戰爭準備也比外界想像中早，從一八八五年後，日本的態度就從防衛轉至攻擊，一八八七年完成清國爭討策，一八九二年完成對清戰爭準備，一八九四年四月九日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視察清國，五月二十日參謀本部伊知地少佐渡韓查究東學黨亂之情勢，五月二十七日川上參謀次長與玄洋社社長平岡浩太郎會面，六月五日，開設大本營。
日本設下圈套從事戰爭而戰勝的結果，戰利品為賠償金二億兩和遼東半島、台灣的割讓。賠償金補償日方的軍費尚綽綽有餘，而遼東半島是對中國大陸擴張的跳板，台灣是支配中國沿海貿易、也是南洋飛躍的基地。雖然遼東半島的佔有遭法、俄、德國三國干涉而不得不放棄，但是台灣的佔據成為日本經營殖民地的實驗台。根據「台灣民主國」的成立和其後的武裝抗日鬥爭史，可以知道台灣民眾並未把日本當作「亞洲的解放軍歡迎」。
陸、陸奧宗光的一元外交
這場戰爭是日本外向陸奧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首次合作進行的第一次中日戰爭，除了三國干涉還遼的失策之外，被認為是最傑出的一元外交。一元外交的好處，就是外交和軍事能一元地統合，互相輔助去爭取「國家利益」。日本方面盛讚陸奧宗光的鬼才和謀略，但是他也有思慮不足之處。
首先，日本出兵朝鮮，在外交上尚紛議未決，可是軍事上卻早已派兵迅速進入京城。也就是在外交上假裝被動而讓中國主動，軍事上卻先發制人，這種外交「被動」軍事「先機」的策略，在甲午戰爭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從反面來說，這變成日本政府允許軍部不受指揮而「獨自先行」的開端，所以導致了其後日本軍國主義不受控制而走的情況。
其次，陸奧宗光將混成旅團的總兵力集中在京城，並以此為後盾，將外交從被動的立場轉換為主動，並用日本的單獨行動，來斷然實行朝鮮的「內政改革」這種強硬外交，以排除中國的存在，不是從形式上而是實質上來推翻中國和朝鮮的宗主關係。但他在外交上採行的這種「內政改革」的詭計，其後成為日本對他國的「內政干涉」的濫觴。
第三，陸奧宗光的「智謀外交」，是竭盡詭詐權變的計謀，欺騙歐美列強的智謀。又所謂「鬼才外交」，是以武力的威壓為手段迫使中韓兩國低姿態屈服的本領。因此陸奧的外交本質，是對歐美列強以低姿態窺伺其顏色，對亞洲鄰邦以高姿態作威作福的外交。像是三國干涉還遼時，陸奧所堅持的態度為「對三國終於非全部讓步不可，但對清國則一步也不可退讓。」如此尊重歐美而蔑視亞洲的態度，影響深遠，並遺留至戰後，至今沒有本質上的改變。
第四，陸奧宗光也有智謀窮短的時候，像旅順大屠殺事件傳到之後，陸奧和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刊載「旅順殺戮乃無稽之談」一樣，作成辯明書，令送各國。在他送給駐美公使向美國人辯解的電文綱要中提到：「被殺者的多數，並不是無辜的百姓，而是脫下軍服的清兵也。」顯示陸奧僅想掩蓋世間耳目以避事實的可恥態度。如此，日本的殘暴行為因為當局者不追究責任，反而為其辯護的結果，助長了日本軍人對殘暴行為喪失是非感，造成其後第二次中日戰爭中「南京大屠殺」等野蠻行為。
最後，日本人對陸奧宗光的唯一不滿，是未能預料三國干涉，而屈服退還遼東半島。陸奧也對此耿耿於懷，並寫『蹇蹇錄』辯解，在文中他暗示他並不是不能預料三國干涉，而是因為日本軍人和國民的好戰性格和割地欲，才決定割取遼東半島，等於是言明責任在彼不在我，是一種責任轉嫁術。但是，陸奧宗光和伊藤博文攜手合作的戰爭指導方針，在日軍佔領旅順和大連之前，都一心一意的命令進軍遼東半島，並以其割取為目標。同樣地，對台灣割取也是一方面拒絕李鴻章的停戰提議，一方面在講和談判當中，命令日軍比志島之對佔領澎湖，為割取「南進根據地」的台灣先行佈置。假設干涉還遼是日本陸奧和伊藤所事先預料的話，那麼日本退還「北進根據地」遼東半島，則是當局者合演的一齣戲，目的在迫使日本國民協力於擴張軍備，並促進日本懷抱著捲土重來的侵略欲望。這在之後十年的日俄戰爭、旅順和大連的租借，以及日本對中國東北鐵路和煤礦權的獲取，就可證明日本之陰謀。
柒、甲午戰爭的影響
甲午戰爭對中日兩國都帶來極大影響，對中國而言無疑影響是負面的，對日本來講雖然表面上是獲利者，但是也有損失，所以以下將討論甲午戰爭的幾點影響。
第一，甲午戰爭是帝國主義的候選國─中國與日本的命運決定戰，戰勝國日本加入了帝國主義陣營的末班車，成為亞洲唯一晉升帝國主義之國家；戰敗國中國轉為半殖民地的地位，變成列強爭奪利權的一塊肥肉。日本在一八九八年五月得到的賠償有：軍費賠償二億兩、威海衛守備軍費三年份一百五十萬兩、遼東半島退還補償三千萬兩，合計二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兩（英鎊三千八百○八萬餘）。中國在甲午戰爭時歲計不到一億兩，戰費和募集內債都不成，只好向英德借外債六百六十三萬餘英鎊。戰敗後對對巨額的賠償更形無力，只好再更依賴外債
[7] 。
第二，甲午戰後日本以鉅額賠償金作為戰後經營，在戰後經營期，編入歲入一般會計的賠償金是二億?餘，約為歲入總額的10%。賠償金的一半以特別會計處理，過半投入擴軍費用，也若干使用在「殖產興業」方面。一八九五年十月的財政計畫，七年間的軍艦、武器海外支付預定額一億七千三百四十九萬?。一八九八年四月，井上馨藏相繼續支付預算中支付外國二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日本為軍艦武器的購入費用年年增大，大半以在倫敦的賠償金為結匯支付。日本政府為此，向清廷交涉賠償金在倫敦以英鎊接受，經半年交涉得清廷同意。日本即以此黃金為基準的英鎊賠款，建立金本位制，從此加入歐美列強的金融體系，這等於是以犧牲中國民眾的前提下建構的。
第三，甲午戰爭的賠款除了使日本除了工業化、擴張軍備，並建立金本位制之外，在市場與關稅方面日本也獲得極大好處。中國市場從此開放，對日實行最惠國待遇，中國的貨物稅限於5%，日本則均課稅20%以上。且獲取台灣讓日本得到了米糖的好處，因為米糖為日本工業化所缺，半糖進口佔總額10%以上外匯，且可以平抑物價，並擴大稅基間接稅：消費稅及專賣稅。所以甲午戰爭其實是幫助日本現代化，助長了日國內輕工業
[8] 的發展，造成日本第一次產業革命
[9] 。
第四，中國則自此墮入半殖民地位，五年之內面臨被瓜分命運。包括：俄國租旅順、大連，德國佔領膠州灣，法國佔領廣州灣，英國佔領威海衛及九龍半島。日本則因為三國干涉還遼而進入對俄十年準備戰爭，一九○二年英日同盟成立，打破「滿韓交換」
[10] ，一九○四年對俄宣戰，最後因日俄戰爭成功而取得滿州。
第五，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日本固然在戰後得到以上好處，但是也有對其不利的影響。甲午戰爭對日本最直接的不良影響，是封閉了日本的立憲主義向民生主義發展的道路。日本在一八八九年公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一九八○年實行第一次眾議院選舉，到一八九四年對中國開戰的四年間，代表市民利益的政黨，在議會提倡「節儉經費，休養民力」，以預算案的審議牽制政府的作為。然而，甲午戰爭爆發後，一向為民喉舌批評政府的議會突然安靜下來，從來以「責任內閣」、「財政改革」、「藩閥打倒」為口號而自負的政黨，突然轉變成為「打倒支那人」、「攻取萬里長城」的鬧哄哄聲音。一八九五年秋天，自由黨改變態度與伊藤博文合作，同意政府的擴張軍備和增加稅收，因為，蠶食中國並成為東亞的支配者，已成為日本全體的至上目標了。
第六，日本走向民主主義的道路，因為甲午戰爭的勝利而遭封鎖；相反地，日本軍國主義的風潮，隨著戰爭勝利而成為一大勢力。尤其是戰利品台灣的據有，使得軍部有機會超過政治的範疇，而進入政治的領域。一八九五年的台灣總督武官制，是軍人在外地實施專制政治的開端，隨後朝鮮的合併、到「偽滿洲國」的成立，隨著殖民地不斷擴大，軍部可以在這些日本國內立憲主義或議會主義管轄不到的地區，完全獨裁統治。
最後，甲午戰爭的結束，雖然為日本政府帶來財富和發展，替軍部帶來擴張和活躍的地盤，但是一般國民的生活並沒有轉好，反而更加窮苦。因為在不斷膨脹的國家財富中，軍費佔了很大的比例。戰爭的確可以促進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在軍國主義底下，日本的資本主義化只肥了依靠政府保護而成長的財閥，一般國民仍然貧困不堪。
捌、結論
甲午戰爭是個日本設下圈套的戰爭，從福澤諭吉早在十多年前就進行的思想教育、文宣洗腦和情報工作，及其對朝鮮青年金玉均的利用，至陸奧宗光藉由東學黨之亂來展開對中國的戰爭，都顯示中國早踏入了日本的佈局當中，成為一顆被操弄的棋子而仍不自知。而中日兩國的命運都因此大幅被扭轉，最無辜的是表面上雖獨立但從此被日本控制的朝鮮，和被割讓與日本受軍人欺壓的台灣。
然而歷史總是有正反兩面，在日本處心積慮侵略中國、擴張亞洲的同時，自己也走上一條極為危險的軍國主義道路，導致之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嘗到敗果。所以若從這一個面向來看，日本只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對亞洲鄰國蠶食鯨吞的行為，終究使自己自食惡果。
《參考書目》
許介鱗，1987，『近代日本論』，台北：故鄉出版社。
1958，『福澤諭吉全集』，岩波書店。《注釋》
[1] 「文明論之概略」，『福澤諭吉全集』，第四卷，二五頁。
[2] 當時當政朝鮮國王李熙還年幼，由其生父李?應攝政，是為「大院君」。李?應為人守舊排外，尤其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相當怨惡，竟下令「與日本交涉者，處死刑」。同一年，有艘名叫「雲揚號」的日艦，停泊在朝鮮江華島沿海附近進行海域測量，朝鮮人對此艦發炮攻擊。雲揚號不甘示弱，全力應戰，並以強大的火力反擊，摧毀對方砲台，攻陷永宗城。日本並逼迫朝鮮與其訂立「日韓江華條約」（1876年），在此情勢下，身為朝鮮宗主國的清政府，並沒有做出任何回應，所以雙方等於約定認朝鮮為獨立自主國。這事件被稱為「江華島事件」。
[3] 「脫亞論」，『福澤諭吉全集』，第八卷，四四○頁。
[4] 在此事件後，清廷將閔妃派視為親中國的政權，加強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並派袁世凱駐朝鮮增加控制，使親日派勢力大為後退。
[5] 由福澤諭吉的外甥金泉秀太郎執筆，福澤並在此漫畫上題字，揶揄中國高枕臥夢，不理會列強的分割。
[6] 一八八二年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一八八五年至參謀本部服務，一八八六年被派至上海，偽裝商人，偵查中國事情、地誌，一八九六年十月三十日死於台北。
[7] 其中對供給借款最積極的是提倡三國干涉還遼的俄國。
[8] 以製絲和棉工業最盛。
[9] 第二次產業革命則是在日俄戰爭時，這時擴大了造船、製鋼及機械工業。
[10] 即1903年雙方約定之「俄取滿，日取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