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德國「道歉」的異同

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林泉忠

作者為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反日運動似乎已降溫，但有不少核心問題公眾仍滿腹疑問。例如，為什麼德國願意道歉，日本不肯﹖本文根據讀者關心的幾個問題，作如下簡述。

●日本到底有否對過去侵略戰爭道歉﹖　

很多國人都認為日本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歉，也有人曾算過日本過去大大小小在不同場合共道歉21次。翻查過去中日之間的一些重要聯合聲明及兩國首腦互訪時的日方致辭內容，的確很難找到非常清晰的道歉語句。1972年中日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寫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傷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種「反省」式的認錯，一直沿襲下來，但許多中國人不認為是一種「道歉」。　

日本政府首腦的「歷史性道歉」是1995年曇花一現的社會黨村山富市首相在紀念戰後50周年的講話。該講話明確承認日本過去對亞洲各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及殖民統治，並表示「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這?的「歉意」的日本原文是日本最常用的道歉語句，也常被翻譯成「抱歉」。　不過，也有人指摘日本政府避免使用在嚴重過錯時所用的另一個道歉用語「謝罪」（不同於中文「謝罪」的意思）。「村山講話」基本上可被視作對受害亞洲人民比較清晰的道歉聲明。其後的歷屆自民黨政府都表示在「歷史問題」上「沿襲村山講話的精神」，不過都沒有親口重複「村山講話」的內容。小泉首相4月22日萬隆會議50周年的講話，是自民黨首相的「第一次」。　

●「村山講話」及「小泉講話」的對象，是所有受日本侵略和殖民主義統治過的亞洲人民，日本到底有沒有向中國人民清楚道歉﹖　

日本政府在書面上直接對中國政府及人民所表示過的基本上是「反省」。對韓國的態度也基本如此。不過，1998年金大中總統訪問日本時成功說服了日本在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上寫進了「歉意」的語句，只是其後訪日的江澤民國家主席，未能說服日本同樣在中日的聯合聲明上寫進去。　

●為什麼日本肯對韓國書面道歉，卻不肯對中國書面道歉﹖　

當時的具體情?事後雙方沒有交代。後來作為當時日本政府外交政策智囊的神戶大學教授五百旗頭真在接受中國《21世紀》記者採訪時曾透露說，日本政府最初答應了中國的要求，但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再在該問題上批評日本，而日本政府基於國內保守勢力的壓力，最後沒有答應在書面上道歉。也有人說，日本政府用巨額貸款交換了中國放棄在書面道歉問題上的執著。不過這點有待確認。　

●怎麼理解日本戰後60年來迴避向中國清楚道歉的內在原因﹖　

日本過去長期迴避「道歉問題」的原因有很多。不過最重要的是一個「歷史延續性」的問題。　簡單地說，日本戰後的政治安排沒有與發動戰爭的戰前政府徹底劃清界線，而日本社會也沒有出現一個徹底的反省運動。出現前者的情?，處理日本戰後重建的美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共產主義勢力戰後在東亞以及東南亞迅速擴大，並陸續在北韓、中國及印度支那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導致東西冷戰格局在該地區快速出現。國際形勢劇變，使美國改變對日政策，草草處理對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以扶植建立一個親美的新日本，共同對抗該地區共產主義勢力的進一步滲透。　

如此一來，美國不但放棄了對天皇責任的追究，也容許一些涉及戰爭責任的戰前政治人物戰後繼續活躍在政壇上。譬如，在東條英機內閣兩次擔任過商務大臣、被定為甲級戰犯之一的岸信介，除了免除受審外，還很快被釋放，隨後參與籌組自民黨，並在1957年搖身一變當上了首相。　

事實上，到了1956至58年，所有的戰犯都得到了釋放。由於以自民黨為首的保守勢力在戰後長期執政，導致戰後日本與戰前藕斷絲連的歷史延續。這也使日本社會缺少一個支持進行徹底反省懺悔運動的政治環境。事實上，戰後日本社會的和平運動，比如60年代的反日美安保運動，都是以在野的左派勢力所推動的。　

●德國願意道歉，主因在戰後不存在「歷史延續性」問題﹖　

德國在戰後基本上的確不存在「歷史延續性」的問題。納粹勢力在戰爭結束後受到比較徹底的懲治，而在戰後主政的政治人物不但都沒有和納粹有直接關連，而且很多都是當年反納粹的社會精英。當然，德國能夠誠懇地道歉懺悔，而日本不能或不夠還有其他很多因素。　

●政治文化不同是否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

有人說日本人對道歉十分敏感，覺得如果道歉就代表自己全盤失敗，是弱者，要切腹自殺﹖　一個具普遍性的社會現象常常和自身的歷史文化有一定的關係，這點我基本上不否認。在德國和日本的「道歉問題」上，有人做過比較，談到德國基本上是一個基督教文化社會，存在「罪感」意識，而日本在自己的宗教文化上所形成的是一種「恥感」意識。這種意識主要表現在成敗上羞恥感而不是對善惡上羞恥感。不過，對日本民族性的觀察，並不能清楚容易找到解釋延續到今天的「道歉問題」的原因。事實上，包括今天的日本社會，儘管不普遍，但也存在對「過去」有正確認識、抱持罪惡感的人，而堅決反對向鄰國道歉或積極美化侵略戰爭的人，在日本也不是普遍的多數。而日本一般民眾大部分在日常生活上注重不給人添麻煩，遇到做錯事，還是會很積極道歉的。　

●「武士道」精神在戰後日本社會並不存在嗎﹖　

強調不敗主義的「武士道」精神在近代日本推行的對內富國強兵、對外軍事擴張的國家政策時期，被高度推崇、強調，以凝聚社會力量以及軍隊的士氣，起了不能否定的作用。不過，「武士道」精神在戰後並沒有受到正面提倡，更沒有在學校課堂上鼓吹保持或重建「武士道」精神。在戰後，比較正面推崇「武士道」精神的應該是右翼勢力以及黑社會組織。1970年著名的作家三島由紀夫以切腹自盡來推崇他的右翼愛國政治理念，是戰後不多見的典型例子。當然，祖先們推崇過的「民族精神」在現在的日本日常生活中仍不難找到一些蛛絲馬?。譬如，日本人做事的認真態度以及全心全力的拚搏精神，或者在球賽落敗後常常可以看到整排學生隊員坐?大哭一場的情景，都可以理解為與「武士道」精神有關。　

●日本的「道歉問題」，應如何解決﹖　

今年是紀念戰後60周年的特殊年份，對日本政府來說，是跨越「歷史問題」、與鄰國達至和解一個難得的歷史機會。處理得好，可以使日本政府以及社會從被糾纏多年的「歷史問題」中「解脫」出來，但如果沒有好好把握良機，則「歷史問題」以及「和解問題」都將無休止地延續下去。　

具體來說，如果小泉政府能在今年8月15日戰敗60周年紀念集會上，再次清楚地向受害的亞洲人民，發表不低於本月在萬隆會議上的道歉聲明，同時積極促使國會通過同樣內容的議案，就能帶出日本政府誠意道歉的信息。另外，如果同意在中日聯合聲明上寫進書面道歉，以換取胡錦濤在今年首次訪日的成行，這樣除了可以撫平不少國人的不忿情緒，對緩和反日意識具有建設性的作用之外，同時也是小泉政府擺脫目前四面楚歌困局的一個最有效以及最低成本（來自右翼乃至右派勢力的壓力）的外交策略。　

延伸閱讀　

據讀者要求，簡介數本參考書，未必對理解日本人的道歉意識有幫助，不過應有助了解日本的社會結構及特徵﹕　

1.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1900)。被譯成多國文字，可說是過去一個世紀影響西方日本觀的最重要著作。　

2. 潘乃德(Ruth Benedict)，《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54)。美國心理人類學家，分析日本「恥感文化」的特徵。　

3. 中根千枝，《縱型社會的人際關係》(1977)。剖析日本單一社會結構特徵，日本戰後影響最大的社會人類學名著。　

4. 傅高儀，《日本第一》(1979)。美國著名東亞研究專家，對中日兩國有深入研究。分析戰後日本成功的社會文化因素，對戰後西方認識日本影響頗巨。　

5. 加藤周一，〈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收錄於《隱形的日本文化》(1984)。日本評論作家，從社會心理角度剖析戰後日本社會對過去15年對外戰爭的責任認知。　

6. 野田正彰，《戰爭與罪責》(1998)。同是精神醫學專家，將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結合，反思日本文化精神和民族性。　

7. 青木保，《近代日本文化論》第1至11集(1999)。從各個領域總結分析近代日本社會文化特徵。